“按照相关法律，在清远旧楼改装电梯，需要绝大多数用户同意才行，但改装了电梯后高层会有比较大的收益，而低层拽收益相对较少还常常要摊钱，所以往往都是高层拽比较积极而低层拽反对。”潘先生告诉记者，通过市场调查他发现，在8层高的步梯楼中，改装电梯后4层及以上楼层的房子价值都会涨，其中6楼涨幅最大，能达到60%，但一至三层却没什么受益，甚至会贬值。

低层不同意还不仅仅是钱的事。

潘先生称，他在清远第一城曾联系了个项目，他们仅仅内部就协商了半年，3层以上的基本都同意，甚至有个8层的拽称只要能装电梯，不仅不用1至3层掏钱，还会给他们每户补贴5000元，费用由该8层拽一个人承担，但结果还是没建起来。

“这个不是钱的事情，低层拽称，改装电梯施工过程噪音对其有影响，建成后对采光也会有影响，而且还要占用公共面积。他们甚至表示，不建电梯的话还可以反过来给高层补贴钱。”潘先生苦笑着说，“到现在这栋楼也没有装了电梯，好久没联系他们了，估计以后也弄不起来。”上海双赢的首例案例难复制

上海闸北区陆丰小区里的两幢6层旧楼，成为旧楼加装电梯的一个经典案例。早在2002年，这里的2号楼和4号楼居民就有了给老楼装部电梯的想法。于是居民们自掏腰包装电梯，每户还新增了10余平米面积。

如今，十几年过去，2号楼和4号楼居民不仅上下楼有电梯，而且得益于房价上涨，每户新增的面积跟着增值，弥补当年的付出已经绰绰有余。

陆丰小区的案例是一个双赢案例。据小区保安透露，该案例后来频繁见诸报端，普陀、宝山、虹口、浦东等上海其他城区的小区都来“考察学习”过，但最后都没有了音讯，鲜有成功案例。

究其原因，陆丰小区作为上海首例的特殊性，其享受到的一系列优待是后来者无法复制的。

优待之一，是社会对“加层加面积”初衷的宽容。据悉，2002年时居民最初想装电梯的首要原因并不是简单地加部电梯，而是借此“加层加面积”，由此缓解老式公房布局不合理、使用功能简陋等缺点。由此，两幢老楼的改造相对较大，除了电梯之外甚至还盖了一层楼，原先1层用户如今搬到了7层居住。但现如今，全国大部分社区对私自“加层加面积”都明令禁止。

优待之二，是政府对推动“首例”的决心。为了促成老楼加装电梯的国内最早范例，当时针对该项目的许多审批一路开了绿灯，包括小区容积率、栋距、原来楼房结构，甚至是每户居民房产证面积的更改都在短时间内完成了。小区保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坦言：“还是政府牵头做的话好做，其他小区要是自筹资金，自己找施工单位建设的话真的很难。”

陆丰之后，上海之外，失去这些优待的后来者们就没有那么顺利了。数据显示，在四川达州，没有安装电梯的高层住宅就有近5000栋，但过去两年间一共就安装了两台；即便在表现堪称优秀的广州，其5万幢旧楼中，每年增设电梯的也不过百余幢。

需求多，但能实现的少，已经成为国内老楼加装电梯项目的残酷现实。成功案例基本来自熟人社区

一般说来，越是高层住户，对电梯需求越是迫切；越是楼层低，越是无所谓，甚至要求其他居民对电梯噪音等问题进行补偿。楼层越多，利益关系越复杂，对这项昂贵支出的分担方式就越容易起矛盾。再加上现代社会本来邻里往来就少、感情生疏，一言不合极易一拍而散。很多老楼加装电梯的项目迟迟难以推进甚至就此夭折，就是因为协商不定。

查阅资料后不难发现，老楼加装电梯项目比较容易成功的案例，基本来自熟人社区。如珠海市最先审批通过并建成投入使用的老楼加装电梯案例，就是一栋原外经贸局的干部住宅楼，大家都是同一单位的同事，沟通协调比较方便；同样，从广州已加装电梯的旧楼来看，主要以公安系统、民航系统、农业厅、发改委、法院等单位的宿舍小区为主。浙江一些县市已试行

2014年12月，浙江绍兴诸暨大桥东路50弄1号七建公寓5楼的郦先生为父母加装户外电梯，遭到楼下居民反对，郦先生只得将整幢单元楼买下。

近几年社会各界对于老旧多层住宅加装电梯问题非常关注，浙江有的地方近年也做了探索和尝试，由于各小区情况、利益关系比较复杂，目前还没有相对成熟或可复制的做法经验。

浙江省要在创建老年友好城市的一些市县里，对老旧多层住宅加装电梯先行先试，争取摸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。